军府衙门的耳房里。
张元亨放下卷起的舆图，赵跻芳搬来一册册图鉴，将元帅府的粮道展现在众人眼前。
自刘承宗去年做出筹备北征的要求，元帅府的陕甘青三省诸府便筹备军需物资的准备工作。
在这方面，得益于元帅府在青海的军阀式高实物税，征收物资容易，转运军需却难上加难。
因为他们的后勤，得从重建驿路开始。
驿站就是兵站，它既能在战前战事作为兵粮兵饷的转运节点，也能在行军途中收整掉队军兵。
但元帅府在陕西大部分地区，没有驿站。
这事怪不得别人，虽然崇祯皇帝在陕西裁撤了一部分驿卒，把一些掌握武力的准军事人员放到了社会上，但驿路还是良好运行的。
陕西驿路完蛋，都不能用始作俑者来形容刘承宗，他完全就是一手促成，基本没给别人模仿的机会。
他从东往西走，拆了延安、庆阳、平凉的驿站铺司；从西往东征，兵马又毁了临洮、巩昌的驿铺。
有限漏掉的几个，如靖虏的会川马驿、韦州的韦州马驿，曹耀拆了；凤翔府宝鸡的陈仓马驿，罗汝才干的。
只有西安府诸驿，狮口脱险。
不过虽然驿站没被毁掉，但驿丞、驿卒也在战争来临时跑了个差不多。
导致元帅府的陕西驿路，几乎一片空白，必须重建。
这就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驿站的上级单位，元帅府没有。
驿站自古用于军事，汉代隶于太尉，元朝隶属大汗，如今同样也不例外，不经省府，直接隶属中枢的兵部车驾司。
元帅府的行政机构，始终受刘承宗的需要制约。
他需要军器制造，于是有了工衙；他需要官员选任，于是有了吏衙；他需要管理藩属，于是便有了礼衙；他需要开支钱粮，于是又有了户衙。
但他不需要法制来约束他，所以没有刑衙；更不需要有人在军事上指手画脚，所以兵衙是一个掌管低级军官与士兵升迁的残疾部门。
元帅府一直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而是一支坐拥一省乃至三省的军队。
在过去的时间里，他们的通信完全由军队内部的塘骑完成。
直至如今，在各道驻军总兵的管辖下，恢复了一些驿站，但除了西康二府，别的地方都没有驿官和统一管理，只有那些残破驿城里常驻的一小队兵将，代为完成驿卒的工作。
当然，在甘肃还有武威驿到三岔、黑山、宁边三站，因为路不太好走、沿途也没人，被曹耀恢复了元朝传统，不用马驿用羊驿，使的是经过驯养的羚羊，也叫黄滩羊。
其实也谈不上驯养，那种需要大量开放土地的动物本来就不容易驯养，但是对每天跑来跑去的驿卒来说并不麻烦。
只是给它们栓上铃铛，在两站之间来回觅食，熟练之后就能用来传递一些不太重要的消息，送到了就拿块盐砖舔一舔，跑得还比马快。
但当战争来临，整个疆域的驿站进行统一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刘承宗为统管驿站递运，设立了兵衙车驾司，车驾司的郎中是他的马夫郭汝旗，也就是郭扎势。
车驾司下面就辖了都吏、递发、马政、力士、草料五科。
分别管辖人马车船调动、发放勘合符契、点验军马数量、驿馆守卫兵籍、各草料场及经费收支管理等事物。
有了这个机构，修复驿路对元帅府就容易多了。
因为建立驿路有两大难点，一在选址，二在选人，这对刘承宗来说都不是问题。
过去的驿城位置都知道，只是有的被拆毁、有的被打烂、还有一些被弃置罢了，拨款重新修复就是。
而驿站人选更简单了，潼关卫有不少魏迁儿手下的老驿卒，西康道上也有不少业务熟练的驿兵，都能调到陕西当驿丞。
事实上不光兵衙，其他诸衙，在元帅府入主西安之后，都因为中枢统摄地方的缘故，同步进行人员的大量扩编。
各衙按需增设诸司，以在刘承宗身边普遍接受教育的羽林担任郎中作为主官，随后各司按需开设诸科，抽调有各科工作经验的老兵担任大使副使。
承运整理了文书册子，组织好语言，这才抱拳道：“哥，此次北路用兵七万，开战前需于前线备下三月之用，另外再运三月之用，也就是三十万石成粮。”
“天量粮草，固原没有处理能力，要先在庆阳暂设军需局了。”
刘承宗听着竟苦中作乐地笑了起来：“在内地打仗，运粮居然比边地还难。”
元帅府在边地打仗，兵粮反倒容易，遍地马草，坐骑随走随吃；各地还有屯牧、土司供应肉食，省心许多。
但是在内地不同，这是真需要运粮，不运输粮食就打不了仗。
实际上此次作战，刘承宗和承运一开始准备的储粮大营，都是在固原。
因为那边的地理位置合适，兰州和西安向固原运粮，都是五六百里、十一站地。
内地驿站的距离位置，在设置上早有成规，这个要比刘承宗设立西康道、刘承祖北征天山时设立的天山道驿站科学得多。
从西宁到康宁、从甘肃到天山，都是按军情传递的规矩，大概在百里一站。
而内地的驿铺设置完善，传递军情用的是急递铺，驿站之间的距离，是以步骑行进速度设置的。
以早上出发傍晚可以抵达的路途，来设置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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