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开辽东边墙，比刘承宗想象中要难一点。
辽河的烂泥滩，给凿墙的宗人营带来不少麻烦。
好在，歹青八旗的反应也很慢。
足足五日，只有两个不足二百人的大队前来，钱士升猜测可能是两个留守牛录。
一队在墙上站了半天，次日一早岸边放炮就给吓跑了，另一个牛录干脆就没上墙，是破边前小股登上城墙的塘骑看见，他们在边内远远地打马环伺，想来防守又不敢，直到边墙被凿开，这才逶迤东行。
崇祯九年，五月二十四，辽河上的浮桥架好，宗人营冲至墙下开始凿墙。
二十五日一早，边墙被凿开四个缺口。
三万余元帅军大举渡河，兵分两路，冲进了歹青帝国的京畿之地。
大军以千余塘骑为前驱，吴思虎率北元营两千余骑，合素巴第七千漠北骑兵凑足一万，破边当日渡过蒲河，一路向东横扫沿途庄堡，朝百里外的盛京长驱。
刘承宗则率一旅三营两万余军队，入边即冲向东南，先渡蒲河再渡浑河，直趋百里外的辽阳。
这个进军路线，说起来还跟钱士升有关系。
刘承宗原本的计划，一样是兵分两路，不过是自己领主力军往沈阳去，由吴思虎、素巴第等人引骑兵在歹青京畿劫掠。
兵分两路很有必要。
素巴第那七千漠北兵虽说前来助战，但毕竟不是嫡系部队，干点捡便宜的事还行，攻城拔寨的硬仗，人家不可能给他打。
至少这次战役，人家不会给他打。
而能攻城的部队，也就高应登的第一旅，他们携带有重武器，不过能不能压制沈阳城头的守军火炮，也得两说。
因此元帅军的原定计划，是刘承宗直奔沈阳城下，凭着兵贵神速，能打破就抢一遭，打不破就扭头把外面扫了，快打快撤。
桥梁架好，边墙凿开，大军准备入边，钱士升老爷子多了句嘴，直接让刘承宗改变战术，以偏师向沈阳进军，主力直袭辽阳。
根据大明的情报，海州、辽阳这道歹青帝国的前线，驻军居然不是八旗，而是直隶黄台吉的天佑天助军。
海州是尚可喜的封地，辽阳是孔有德、耿仲明的封地，他们的家小旧部都在这边。
刘狮子一听是三顺王的封地，当即对吴思虎、素巴第下令，让他们引军去沈阳，自己率两万军队直扑辽阳。
随军的钱士升看着都迷糊。
他提出天佑天助军的封地在海州辽阳，是想让刘承宗躲着辽阳走，孔耿那帮人虽是汉军，但他们跟那些战场上打输了被招降的汉军不一样。
后金有不少汉军，大多是打到弹尽粮绝，被迫投降，改旗易帜后当伪军，针对大明作战时避战倾向严重，算不上中坚力量。
天佑天助军则不同，孔有德是在山东叛乱后主动投奔后金，因此在对抗明军时最为死硬。
钱士升认为，刘承宗打他们是得不偿失，即使赢了也不能削弱八旗力量。
说实在的，钱士升对自己进言不被采纳这事啊，早习以为常了。
因为他啥都见过，心态好得很。
钱士升十二岁拜入顾宪成门下学习，亲自参与了东林书院的重修建立，跟高攀龙学的《大学》，钱龙锡是他的座师，魏大中、文震孟等人是莫逆之交。
四十二岁中状元，没做几年官，因为党争起来，局势凶险，他就自己辞官回家归隐十年。
直到崇祯登基，下诏启用他掌管南京翰林院，总裁《实录》，当时他真觉得崇祯是天降圣君。
把当时年过半百的钱士升高兴坏了，给崇祯上疏。
虽然他在东林书院活了半辈子，还是告诉崇祯，朝廷刚刚遭遇大祸，天下禁不起猛药去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用人不拘君子小人，小人有才不妨大用，这是君主有大豪杰大气概才能做到的事。
意思就是对于阉党，朝廷也要量才而用。
他在南京上疏，皇上在北京钦定逆案，从立案到判决只花了四十九天，拿掉大明二百多个官员。
钱士升第一次感觉这个皇帝有点不对劲。
正好，袁崇焕被弄死，钱士升的座师钱龙锡因为举荐袁崇焕，被人攻击是朋党，原判死罪，后发配定海卫。
钱士升一路护送，沿途照顾，一直送到平江府，随后就给朝廷上书，说自己病了，希望辞官。
偏偏，崇祯因为他护送老师，觉得这是有感恩之心的人，给他升官了。
流民闹起来了，皇上为流贼发愁。
他上疏建议减旧欠的赋税，招流亡广开垦，皇上很高兴，又给他升官，让他入阁，然后开征新饷。
他到北京就给皇帝上疏，说镇压流贼不难，难在根除流贼，国家之患，莫大于民流而上不恤。
入阁三年，他跟各地督抚写信，也多次着重提醒，招抚流民，就得做好分辨和安置工作，分辨出谁是真叛贼、谁是被胁从的流民，分散安插在什么地方、这些人的衣食从哪儿出，不做好这个工作，人家终究还会造反。
这句‘国家之患，莫大于民流而上不恤’，在他给崇祯的奏疏里原封不动出现了两次。
这其实跟指着鼻子骂人一样。
崇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喜欢他的。
而钱士升是早就不喜欢崇祯了。
他觉得皇上对待流民问题急躁到吓人，一边杀旧贼首、招抚旧贼众，一边增饷加税，创造新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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