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国，大豆育种研究也开始的比较早，1913年便设立了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开始了系统的大豆研究；1916年开始系统选种，1923年育成了现代大豆品种“黄宝珠”，1934年育成了“小金黄1号”，成为50—60年代东北地区的重要推广品种，年种植面积曾达到700万亩以上。
1927年开始杂交育种，以“黄宝珠”作母本，“金元”作父本配制杂交组合，于1935年育成了“满仓金”、“满地金”和“元宝金”，是世界上首批采用杂交方法育成的现代大豆品种。
金陵大学于1924年开始大豆改良工作，王绶教授从自然变异群体中选择出纯系，育成了“金大332”品种，抗战前在长江下游一带种植，这也奠定了南京农业大学在大豆育种领域的基础，盖钧镒能成为大豆领域唯一的院士，和这一基础也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解放后，国内的大豆育种主要采取杂交育种手段，这一技术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国内的大豆品种多、杂交育种体系比较完善，从六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种质资源库共收集保存了6814份栽培大豆种质，为开展大豆育种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些大豆种子里面有不少都是非常稀有的野生大豆，日后孟山都正是因为拿到了中国政府赠送的野生大豆种子，才接连取得突破。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孟山都、先锋等公司开始将转基因技术应用到大豆育种领域，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中国的大豆育种就渐渐开始落后了，转基因技术没有取得突破前，国内大豆产量差不多在每公顷十五吨左右，美国可以达到二十吨出头，如果排除大规模工业化种植带来的增产，双方在种子领域的差距并不大，但是之后，美国的大豆产量已经提高到三十五吨每公顷，使用美国大豆种子的巴西、阿根廷等国也差不多，而中国却只增加到二十吨每公顷，这差距就太大了。
李耒知道转基因技术确实能对大豆增产起到显著的效果，但却不打算用，因为国内对转基因技术控制地很严，直到他穿越来的时候，国内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农作物也只有抗虫棉和抗病番木瓜两种而已，他想进行大规模种植转基因大豆，且不说技术上能不能突破，光审批这一关就过不了。
好在大豆育种可选的道路并非只有这一条，还可以使用系统选育、杂交育种、辐射育种、化学诱变育种、分子育种等方法来进行大豆育种，尤其是分子育种，在今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借助分子标记可以对育种材料从DNA水平上进行准确、稳定的选择，从而达到加速育种进程，提升育种效率，高效提高作物产量并改良品质和抗性等综合性状，这项技术不仅可以用在农作物育种上，同样可以在动物育种领域使用，何占海的团队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然后再辅以基因编辑、分子设计、计算机模拟育种等技术，也能培育出性能优越的大豆良种来。
李耒将这几项技术详细介绍了一番，然后说道，“这些技术你们可能还不太熟悉，不过没关系，我可以从惠农其它研究机构抽调人手过来支援你们，也可以从国外请专家过来教你们！你们都还年轻，学东西很快，上手也不难，所需要的设备更不用担心，我都已经下了订单，很快就能给你们送过来！”
听到自己要学这么多东西，林伟民和杨慧能等人脸上没有一丝为难的神色，反倒满是振奋，对技术人员来说，能学习国际领先的技术，这样的机会可是太难得了，要是学会，那他们可就是国内这个领域的权威了，以后想要什么没有？
“老板，您放心，我们那怕是不睡觉也要好好学，争取早点把这些技术都掌握到手！”他们连连向李耒保证。
“除了学习之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做，伟民，你去联系下盖教授，就说我们惠农愿意出钱资助他的团队进行大豆种质资源的深度鉴定评价和大豆基因图谱的绘制工作。”李耒让林伟民来负责这个项目，除了他的能力之外，也看中了他的出身，中国虽然拥有最多的大豆品种资源，但由于种种原因深度研究做的不够，影响了育种研究的进度，而要想完成这项工作，靠私人企业肯定是不可能的，只能有国家团队来牵头做这件事，所以李耒便想通过他联系大豆院士盖钧镒，让他来领衔完成这项工作。
“老师一直念叨着这项工作，就是因为经费不足没办法大规模开展，您要是愿意帮忙，他肯定高兴地很！”林伟民满口答应，“待会儿我就给老师打电话，哦，对了，咱们惠农打算捐助多少？”
“看盖教授那边的需要吧！不过我也有点小要求！我们惠农既然出了钱，那么项目组要是做出成果理应和惠农共享，还有你们在育种过程中需要什么种子资源，盖教授也要提供一些！”东风农场育种站的种子储备还是太少了，光靠这点储备肯定没办法完成育种工作，而要是搞定了盖教授，那基本上全国各地的大豆种子就都能拿来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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